湾区蓝图如何绘 代表委员齐构思

　　深圳市委六届十一次全会提出，举全市之力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努力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并把其作为2019年十项重点工作的第一项。

　　今年深圳“两会”期间，无论是现场的分组讨论还是提案建议，粤港澳大湾区都成为代表委员热议的高频词汇。记者检索深圳市政协2019年500余份预提交提案发现，仅标题包含“湾区”一词的提案有43份，占比将近1/10。

　　打造深港组合交通枢纽，开展面向未来的深港跨界设施规划;推动内地与港澳交通设施衔接;开展粤港澳大湾区融合法律衔接研究;争取在深设立人民银行南方总部，把专业服务业作为大湾区融合发展第一抓手，推动成立大湾区专业服务联盟……在“互联”“互通”“互融”等方面，多位代表委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交通互联 打造深港组合交通枢纽

　　“深圳的对外及区域交通发展迎来历史最好机遇”，深圳市政协委员、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董事长张晓春表示，粤港澳大湾区已提升为国家战略，叠加“一带一路”倡议及建设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国际航空枢纽、国家铁路枢纽等诸多重大战略和政策利好，深圳必须主动谋划机场、港口、对外通道等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发挥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积极促进湾区交通互联互通。

　　在对外交通上，张晓春认为，作为大湾区发展核心城市，深圳城际铁路布局不均衡、功能层次不完善，难以满足湾区发展需求。目前，深圳日均城际出行量约为160万人次，城际铁路方式分担率占比不足10%，占比明显偏低，既有规划轨道能力难以匹配未来两三倍的城际出行增长态势，运营组织沿用传统铁路模式，整体出行品质难以符合世界级大湾区定位。

　　借鉴东京、长三角城市群城际铁路交通规划建设经验，张晓春建议，由深圳市牵头联合湾区东岸地市，承接和统筹大湾区东部地区城际铁路规划建设工作，联合珠江西岸城市开展跨珠江通道专项研究。此外，张晓春还建议，联合香港开展深港组合枢纽规划，按照深港跨界交通“东进东出、中进中出、西进西出”的组织模式，开展面向未来的深港跨界设施规划布局研究。

　　深港一线口岸日均通关人员约65万人次，节假日等高峰期单日通关人员可达80万人次，深圳湾口岸、福田口岸均已接近甚至超过设计能力。对此，张晓春建议在深港连接的三大方向谋划新通道：西部方向，建议进一步优化港深西部快轨规划研究，在深圳湾口岸改造基础上谋划新增跨界轨道对接;中部方向，结合深港科技创新特别合作区规划和皇岗口岸改造谋划新的口岸和通道;东部方向，文锦渡、沙头角口岸功能优化，结合莲塘口岸谋划深港东部轨道的规划对接。

　　“深圳的车辆保有量已达到328万辆、每公里的密度为510辆，成为全国车辆密度最高的城市。应提升湾区交通智能化水平，打造综合交通服务体系，建立深圳智慧交通。”深圳市政协委员姜华等5位委员在提案中提及，进一步加快深圳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内地与港澳交通设施有效衔接，构建高效便捷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该提案建议，以车路协同技术为核心，以粤港澳大湾区跨境车辆及重点营运车辆的管理与服务为切入点，充分利用全国唯一的交通大联网“ETC交通网”，打造智慧交通体系。

机制互通 签订政府间行政协议

　　“5.6万平方公里的粤港澳大湾区，已形成了7000万人口、经济总量达10万亿元的庞大体量，但也面临着独有的、需要突破的体制机制障碍。”深圳“两会”期间，深圳市政协委员王挥表示，有人用“一二三三三”来概括粤港澳大湾区的现状：一个国家、两个制度、三种货币、三个独立关税区、三个独立的管理体制。这一独特的制度安排，一方面带来机遇与多样化，另一方面，却使得“要素自由流动”这一其他湾区的常态化特征，在粤港澳大湾区成为需要解决的问题。

　　“粤港澳三地的法律体系存在碎片化问题。”王挥表示，一个国家三个法系，无论是人流、物流还是资金流、信息流，其背后是产业链、物流链、价值链的全方位融合。“如果信息流不通，创新就无从谈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目标又谈何实现?因此，加快粤港澳大湾区融合法律衔接势在必行”，王挥指出，深圳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应该在促进粤港澳大湾区融合法律衔接方面进行研究、探讨，并提请人大进行立法。

　　他建议，组织专家学者、立法机构、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开展促进粤港澳大湾区融合法律衔接研究，由深圳市有关方面牵头成立“粤港澳大湾区深调研”联合调研小组，先行制定粤港澳大湾区法制实施细则，使得粤港澳在知识产权保护、金融、城市规划和人才等方面从法制上进行衔接。

　　“粤港澳大湾区投资合作需建立在一定的国内法和国际法的基础之上，既包含宪法性法律文件、区域政府合作协议，又包含WTO规则和区域性的CEPA补充协议及《CEPA投资协议》。随着《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的出台，大湾区投资合作的法律基础、法律性质、适宪性等问题尤显突出。破除这些问题的途径是敦促粤港澳三地制定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区域政府合作协议，形成平等、自愿和协商的“软法”法律机制，健全多元化区域政府合作投资纠纷解决机制。”王挥表示，可先通过行政框架协议的形式推进合作，实现特别行政区、经济特区、自由贸易试验区、单独关税区的叠加法制衔接。

　　“前海已经争取全国人大法工委研究其涉港合同选择适用香港法律的可行性，在粤港澳大湾区进一步建设和深化运行的过程中，这种与境外法治接轨的需求会大量出现。”深圳市政协委员费晓愈也建议，制定深化改革营商环境的行动纲领，推动完善商事法律体系，适用与国际接轨的涉外法律、仲裁制度和审判制度。

　　在民生领域，粤港澳大湾区也存在不少内部壁垒。“户籍、教育、医疗和社保，大湾区能否突破地域壁垒?这是深圳市政府应该考虑的一件大事。”深圳市政协委员吴周仁表示，激励港澳居民投入大湾区建设，省、市层面还需要出台社会福利方面的优惠政策，保证在大湾区9市读书、投资和工作的港澳居民能享受与内地居民同等的权利，如达到一定条件可购买所在城市的商品房、享受本地居民医保社保服务等，以吸引港澳人才，促进港澳居民融入内地生活。

　　樊成玮、陈家发等7位人大代表还建议，由深圳市人大制定“深圳市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条例”，侧重于落实深圳与大湾区其他城市，尤其是港澳之间可行的沟通机制、协商机制、调处机制、决策机制等，通过立法有效对接港澳，发挥核心引擎作用，推进大湾区的建设发展。

产业互融 成立大湾区专业服务联盟

　　面对粤港澳三地金融合作体制机制尚未充分对接，经济金融体制、法律制度不协调等问题，民革深圳市委会提交了推动深圳进一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合作的提案。

　　该提案建议，通过在深设立人民银行南方总部、选派粤港澳大湾区代表列席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等方式，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推动建立金融监管及沟通机制;推动“金融+科技”“金融+环境”“金融+社会”三大引擎，进一步加强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产业与配套服务的合作;协调三地教育、人才、制度、技术、政策等优质资源，统筹推进高水平人才培养机制建设。

　　国际科创中心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目标，针对粤港澳大湾区在先进制造业方面的人才短板，深圳市政协委员游忠惠提出加大力度支持实训产业园的提案。“在制造业人才的竞争力上，我国不具备优势”，他认为，中国高技能人才培养滞后于工业4.0，先进制造业面临人才困境，实用型人才的培养难点亟待破解。

　　具体而言，游忠惠建议政府部门基于“人才大数据”对实训产业园建设进行调研、规划和实施;并对接香港构建实训体系;发起成立“一带一路”职业教育国际联盟;将实训产业园建设成市场化可持续、国际化开放式的实用型人才培育基地。

　　深圳市政协委员黄维芬建议把“专业服务业”作为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第一抓手。黄维芬在提案中表示，现代服务业是现代城市的核心竞争力所在，高度发达的现代服务业是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的重要标志。

　　对此，黄维芬提出了“三步走”战略推动深圳专业服务业发展：第一，建议政府建立一个现代服务业基地，聚集专业服务业资源;第二，成立专业人才交流培训中心，借助粤港澳三地互通，加强培训交流;第三，开展两岸专业服务业座谈会，探讨完成资格互认的评估师和专业造价师不能在香港正常执业的问题。

　　与此类似，深圳市政协委员、前海管理局香港事务首席联络官洪为民建议，在前海推动成立大湾区专业服务联盟，将前海构建成为香港专业人士对接内地企业“走出去”的服务中心。“前海是大湾区深港合作试验田，深圳可提供鼓励政策吸引香港专业服务机构入驻前海。”

　　具体而言，洪为民称，前海的“科技+金融”行业可以从科技服务业方面发展，形成“创新链”“融通条”，加强研发设计、技术咨询、技术贸易、产品营销、检验检测、科技金融等科技服务产业的能力;在前海成立大湾区青年创业联盟，确立前海作为大湾区青年创新创业的领头羊地位，同时也是香港青年内地创业的起跑点;在前海举行若干场世界级论坛，以及类似博鳌亚洲论坛、进博会、数博会级别的标志性会议，强化前海城市新中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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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代表建议成立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推进委员会：

11城市行政首长共商发展大计

　　樊成玮、陈宏军等16位深圳市人大代表在《关于深圳应在粤港澳大湾区发挥核心作用的建议》中指出，包括深圳在内的11个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里，相互之间各有所长、各有所短，有的发展空间不足，有的产业配套受限，有的向外找增量，有的向内找存量，也存在区域之间不同程度的相互排斥、彼此争利的情况。

　　“但是，如何在差异化发展中做到互通、互动、互认，实现融合、整合、联合，避免内耗和重复建设，以其能够作为一个整体来参与世界竞争，这就需要一个没有历史负担的城市来担纲核心角色，发挥中心作用。”在他们看来，深圳作为规模较大的经济体，已经有相当的体量，有能力、有条件成为影响和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核心要角。

　　“深圳应该在市场经济导向中、共生同存理念下发挥核心作用。”樊成玮等代表建议，以深圳为常设地成立“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推进委员会”，由11城市的行政首长组成，实行主席轮值制度，发掘区域协调发展的潜能和优势，建立一体化共商、共建、共享的统筹推进机制和协同联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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